桂林市区的临江路位于漓江东岸，与伏波山、叠彩山隔江相望。在这条路中段的临江一侧，一面富有艺术设计感的纪念墙静静矗立，上面“新中国剧社桂林驻地旧址”几个金底蓝字十分醒目。碑文上记载：“新中国剧社成立于1941年10月5日，是中共领导的一个民间职业剧团。……由李文钊和中共党员杜宣创建。”
位于临江路的新中国剧社桂林驻地旧址纪念墙 记者张苑 摄
杜宣的名字不止于镌刻在这块纪念墙上，翻开桂林抗战文化史料，他的名字还常见于铅字中。80多年前，在桂林抗战文化城那个特殊时期，这位“左手烟斗、右手剧本”的文化斗士与当时轰轰烈烈的戏剧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在桂林的近三年时间里，杜宣不仅创办了新中国剧社，还积极参与戏剧创作、期刊编辑等文化活动。他怀着一腔热血，投入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中，在美丽漓江之畔留下了一串串闪亮印记。
杜宣像 （资料图片）
从文学少年到新四军战士
杜宣1914年出生于江西九江。其父亲在邮政局工作，和江西省中共早期创始人宋大勋交往甚密。因此，少年时期的杜宣在懵懂中便接触到了革命工作。受到革命前辈们言行的影响，幼时的杜宣就认为革命工作是一件神圣的事。
1926年冬，革命军打来了，杜宣自告奋勇地当上了县儿童团团长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杜宣去了上海，于1932年进入上海中国公学附中读书，被选为学生会主席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33年，杜宣组织三三剧社，并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。在那个年代，很多中国知识青年选择出国留学，他们立志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带回祖国。杜宣也成了“留洋大军”中的一员。在日本东京，杜宣在学习之余积极从事文学和戏剧活动，组织杂文社、主编《杂文》月刊。他编辑的期刊里每期都有鲁迅、郭沫若等大师的文章，这让他长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。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。当民族危难、家园破碎之时，杜宣揣着一颗赤诚之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。回国后，他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。1938年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已汇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。为了向社会展示和扩大影响，军部决定战地服务团组织一场公演。于是，杜宣与舞蹈家吴晓邦、编剧李增援等人一起加班加点筹备，将舞蹈、剧目等多种形式融到公演中。公演在江西南昌市警察大礼堂举行。当晚，杜宣代表服务团向观众做简单讲话。在幕前的聚光灯下，杜宣介绍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是抗战的宣传队，他希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与社会各阶层合作，将抗战进行到底。他满怀激情地说：“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全国各地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誓死抗敌的悲壮情绪，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为了团结抗日！”
后来，杜宣带领文艺队到各地巡回演出，大大鼓舞了战士和群众的抗战士气，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。国民党当局开始对共产党人进行“大逮捕”。于是，杜宣随组织撤离江西。
从省立艺术馆到新中国剧社
1940年春，欧阳予倩在桂林筹建广西省立艺术馆。当时在桂林已经云集了大批文化名人，开辟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战场。欧阳予倩从吴晓邦那里了解到杜宣是戏剧方面的人才，于是特地邀请杜宣来到桂林，共同开展戏剧文化运动。
杜宣到桂林后，先是在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工作，帮助其整理桂剧资料。据杜宣后来回忆，当时桂剧团每晚演四出折子，欧阳予倩每晚在剧场给他留固定座位，看完后要对每出戏提出意见，为桂剧改革做准备。杜宣此前在战地服务团主要以广场宣传为主，已习惯了轰轰烈烈、激情四射的形式。如今让他静下心来在小剧场看戏，一时间难以习惯。一天，他与田汉在闲聊中吐露心声。田汉闻知大笑，并赋诗一首以作调侃——
“读书学剑不成欢，且向榕城作看官。金凤玲珑飞燕好，周郎从此做人难。”
后来，杜宣的党组织关系转到救亡日报社，由夏衍领导。之后，由于皖南事变发生，杜宣在省立艺术馆的工作受到影响。杜宣根据党的指示，另行开辟新的工作。正在这段时间前后，国防艺术社副社长李文钊被免职，十分失意，但对戏剧事业又颇感兴趣，于是他想筹组一个独立自主的民办职业剧团。李文钊邀约了几位朋友集资，自己还把房子卖了，于1941年初办好了社团登记手续，定名“新中国剧社”。新剧社成立需要广纳贤才。杜宣在戏剧方面的才能让戏剧家李文钊十分欣赏，于是他向杜宣发出邀请，希望共同组建新中国剧社。杜宣认为这是一个能让他施展拳脚的大好机会，便向组织请示并得到同意。
为了组建新中国剧社，杜宣奔波于湖南和广东，找到田汉、洪深等戏剧家求教，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。于是，在1941年10月，新中国剧社正式成立，由李文钊任社长，经济上由他负责，艺术上和人事方面由杜宣负责。于是杜宣、许秉铎、石联星、严恭等演剧队的同志全部脱离广西省立艺术馆，加上各地演剧队新来的一些同志共20余人齐集到位于福隆街的社址，开始投入剧社的工作。
后来，田汉为支持剧社的创建，举家从湖南迁来桂林。田汉的到来，对整个剧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。1941年10月，剧社首演由杜宣执导、陈白尘创作的《大地回春》。后来，杜宣创作的《英雄的插曲》和组曲《南山之什》相继与观众见面。田汉创作的五幕话剧《秋声赋》也在新中国剧社公演，引起轰动。连演七天，盛况空前。田汉十分兴奋，赋诗一首以示杜宣——
“门牙打落血犹鲜，错节盘根见杜宣。终于风雨鸡鸣日，唱出秋声赋一篇。”
1942年后，新中国剧社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，相继排演了《钦差大臣》《大雷雨》《风雨归舟》等多部具有影响力的剧目。于1943年初先后赴衡阳、湘潭、长沙等地旅行公演。在旅行期间又排演了曹禺的《蜕变》、洪深的《黄白丹青》、阿英的《海国英雄》及《复活》(夏衍改编)等剧。旅行演出解决了剧社经费上的困难，扩大了剧社的影响。1943年底，剧社回到桂林。第二年，剧社参加了田汉、欧阳予倩等人发起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，并演出了《戏剧春秋》和《大雷雨》。
在当时被誉为“文化绿洲”的桂林，新中国剧社仿佛火种，点燃了民众心中抗战救国的烈火。
视戏剧如生命，戏剧也救了他的命
在桂林期间，杜宣活跃于桂林进步戏剧界，除了创作剧本，他还发表剧评，参与创作座谈等。当时，桂林剧坛很多活动都有他的身影。在郭沫若、阳翰笙等主持召开的“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”上，杜宣的名字与胡风、老舍、茅盾、洪深、石凌鹤、姚蓬子、马彦祥等同时见诸报端。杜宣还与焦菊隐、欧阳予倩、夏衍、孟超等应邀参加洪深的《包得行》与宋之的、老舍的《国家至上》演出座谈以及有田汉、柳亚子、茅盾、于伶、安娥、蔡楚生等参加的“历史剧问题座谈”等。
1940年春天，田汉第二次来桂林，和夏衍在一次聚会时，谈到很有必要出版一个戏剧刊物，用来宣传抗战戏剧，批评一些不利于全民抗战的戏剧倾向。这个倡议立即得到了当时戏剧界人士的广泛支持，大家积极为出版刊物募捐公演。经过短期的筹备，《戏剧春秋》于1940年11月1日在桂林创刊，杜宣担任主编，社址设在丽泽门外老君洞附近临时租用的民房里，这里既是《戏剧春秋》的编辑部，又是杜宣等人的宿舍。
《戏剧春秋》是当时进步戏剧界的一个重要平台，其内容包括：整理介绍适合抗战需要的戏剧理论；对剧作展开批评与介绍；发表各种戏剧剧本，特别是短小精悍能教育群众起来坚持抗战的作品；报道戏剧工作者的活动；等等。在杜宣的组织编辑下，郭沫若的《高渐离》、田汉的《岳飞》、夏衍的《冬夜》、洪深的《回到祖国》、欧阳予倩的《战地鸳鸯》等剧本在《戏剧春秋》上陆续发表，同时还有舒非、瞿白音、曹葆华、章泯、沙蒙等人翻译的外国戏剧理论文章。“杜宣及其同行的努力，为后人梳理中国抗战戏剧发展史积累了很多资料。”著名桂林抗战文化专家魏华龄说。
在新中国剧社成立之前，杜宣除了参加《戏剧春秋》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外，自己也先后为《戏剧春秋》写了《关于剧作上唯噱头的倾向》（创刊号）、《一个旧问题的新提出》、《论公式化》、《演员与观众》、《一个马戏班女艺人之死》等等一系列关于戏剧的文章。在这些文章中，杜宣针对当时话剧创作中的某些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提出必须“加强戏剧的严肃性质”，“以提高正在蒸蒸日上的发展着的新话剧”。他号召当时的作家们去参加实际的斗争生活。因为“中华民族从数千年奴隶生活解放的这一伟大时代的史诗，是参加击碎这枷锁的实际斗争过程的作家们所写成的”。他还明确指出要“克服公式化的作品，必须首先克服公式化的生活”。
“杜宣的这些观点和主张，无疑代表了当时话剧创作中的一些新思想，也紧密联系了当时的一些思想实际，对当时话剧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是有一定影响和起了一定作用的。”魏华龄在《杜宣与桂林》一文中这样说。
除了适时写作一些戏剧理论和评论的短文外，杜宣在剧社的繁忙工作之余，还积极从事剧本创作。1942年他创作《自修室的黄昏》（独幕话剧）和《英雄的插曲》（二场话剧），其情节感人，表现了郭沫若的爱国主义及其夫人深明大义的高贵品质，以及两人之间的浓厚感情。“很多观众都流了眼泪，曲终人散去，剧场弥漫着温暖的气氛。”曾经的观众在回忆当时演出的情景时这样说道。
在桂林，杜宣全身心投入自己热爱的戏剧事业中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正是因为戏剧的影响力，让他逃过了一场牢狱之灾。
那是1943年暮春的一个下午，天下着大雨，杜宣在观音岩家里伏案写作。突然，竹篱墙门被猛地推开，闯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。他被淋得浑身湿透，神情紧张而又有些慌乱地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杜宣？”杜宣警惕地打量了一下这位“不速之客”，反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情？”“我是赶来告诉你，特务马上就要来逮捕你了，快跑！”青年急切地说。杜宣心中满是疑惑：“我在桂林只不过写写文章、编编剧本，宣传抗日救国，为什么要逮捕我呢？”这位青年又急又气地向杜宣一五一十解释。原来，小伙的一个亲戚在军事委员会担任文书，他找亲戚办事时，发现一张逮捕令，上面有杜宣的名字，于是在心里记下门牌号，马上冒雨跑来通知杜宣。“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就快跑吧！”青年人说到这里语气变得很恳切。事后经过核实，这个小伙说的话没有半点虚假。对此，杜宣十分感慨，是进步戏剧救了他的命。
于是，1943年春，在组织的安排下，杜宣撤离桂林前往重庆。
杜宣的经历是传奇的。离开桂林后，杜宣先后在重庆、昆明、香港、上海等多地工作。他一面以戏剧为枪，为抗日救国鞠躬尽瘁；一面以隐蔽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，为新中国的诞生竭尽全力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曾任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。1957年后，他历任剧协上海分会副主席、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、对外友协上海分会副会长等职，还曾长期从事亚非作家协会工作。他的一生都在为戏剧文学事业默默奉献，一颗赤诚的心永远在他胸膛里跳动。
晚年的杜宣曾写下这样的诗句——
“半生踪迹浮沧海，一片愚诚唱赤旗。纵有繁霜摧两鬓，更磨利剑击苍鹰。”
这是他的内心独白，也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。
来源: 桂林日报
